采访时间：2019年6月18日

采访地点：球盟会险展厅

人物小传

　　刘建英，1953年12月出生，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入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再保处从事账单工作，后从事海洋石油勘探保险、船舶保险等业务，1986年赴美筹备纽约代表处，回国后任中保再保险公司国内业务部、财产险业务部主要负责人、华泰经纪董事长等职务，2013年退休。

因英语结缘再保险

　　问：刘总，您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又是如何跟再保险结缘的？

　　刘建英：我1972年高中毕业时高考已经中断，回到乡里参加劳动；1974年乡里知青统一笔试后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专业，1978年5月毕业。那时候银行、保险等单位都需要学外语的年轻人，我最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人民银行下设外事片，在西交民巷，包括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两个单位。因为当时国内保险业务还没有恢复，只有对外贸易需要的业务，如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航空保险等国际业务。所以，我到保险公司就被分配到外事片，在西交民巷工作。

1980年再保处接待香港客人

　　到保险公司后，我就在再保处工作，负责整理分保摘要表，就是把分出人的情况，如风险所在地、赔付限额、免赔额、当地的法律等信息输到电脑里。

　　在再保处工作一年以后，国际业务处需要人，就把我调到国际业务处负责处理船舶保险业务。当时国家正要改革开放，保险公司就人保一家。国家为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我国近海石油，便新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外国石油公司对我国近海石油勘探开发很感兴趣，纷纷来访中海油。外国石油公司十分重视保险，他们有自己的保险顾问，专门在双方的石油勘探开发合同中制定了“保险安排”一章。中海油当时对保险并不十分了解，于是找到了我们，要我们就保险事宜为他们把关。我们也没辱“使命”，在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上做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国内百废俱兴，很多方面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包括保险领域。所以，人保公司1983年就派我去英国学习海上石油开发保险。那时，人保在伦敦已有代表处；代表处很重视我在伦敦的学习安排，先后安排我参观了劳合社大厅，拜访当地的保险公司、经纪公司、保险代理公司、法律律师事务所等。我还在塞吉维克(Sedgwick)保险经纪公司足足学习了三个月，收获颇多。

　　我回国后就完全投入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保险、船舶保险等管理工作中了。这些保险都是大项目，风险集中度很高。海上石油污染责任保险，高的金额达到了上亿美元，重钻费用保险也有几千万或上亿，这些都涉及到分保安排问题。比如船舶保险，船舶在海上航行一、两个月，船上载有货物，如果发生了海上风险事故，可能会造成巨额的损失，所以必须要有事先的分保安排。这些分保都是通过我们再保处对外安排的。再保处后来发展成为了再保部，业务包括石油开发分保、船舶险分保、航空险分保。

1984年与日本保险同业洽谈石油开发保险合作

　　我认为再保险作用是非常大的。记得1983年10月，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租用的钻井船遇到大风沉没了，当时船上有80多人都死了，这艘钻井船是人保承保的。船上有美国人，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联邦法院被起诉，起诉金额高达八千万美元。这个案子是协商处理的，人保公司最后只赔付了几百万美元。案子的解决是通过再保、直保积极配合，各个渠道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时我们这个处每年的保费收入一共也只有两、三亿美元，如果支付五六千万美元的赔款，肯定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

　　我在船舶石油处工作了几年，然后被派到美国一家律师公司学习了一年的法律。回来半年后，又被派到美国纽约筹建代表处。1988年代表处正式成立,我在代表处工作了六年后，于1994年4月奉命回国。

市场化改革的亲历者

　　问：您回国后，到哪个部门工作？请您给我们讲讲到中保再后的工作经历吧。

　　刘建英：回来以后，我又回到国际业务部了，还负责船舶和石油保险业务。到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改革，成立中保集团，下设中保再、中保财和中保寿三家子公司。分家的时候，我到了中保再保险，并担任分出业务部总经理。

　　按照改革方案规定，中保财所有的对外分保都要通过中保再来办理。但是没过多久，中保财就决定自己去做分保业务，我们就只能另谋出路了，先把分出业务部改成国内业务部,后又将国内业务部分成财产险部和人身险部两个部门。

　　问：1999年，加入WTO的谈判紧张进行，球盟会险为了大力开拓国内商业保险市场，在业务部门试点并推广部门负责人竞聘上岗，您参加了竞聘，能给我们介绍下当时的情况吗？

　　刘建英：当时再保险公司的国际分入业务很少，国内分保业竞争相当激烈，因国内保险公司都有权做国内、国际分入和分出业务；我国入世谈判的进程紧锣密鼓，国内保险市场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加之，人保分家时给中保再历史遗留的几亿美元未了责任债务还未完全消化。怎么办?中再人上上下下都感到有压力。此时，公司党委决定要向国务院打报告，请求国务院同意以法定分保的方式解决中再当时的困难。国务院批复同意，鼓舞了中再公司及中再人，那时候叫《保险管理暂行规定》，规定20%分保，必须要分保给球盟会险公司。

1998年与国内财险公司代表联谊

　　这个20%比例虽然不大，但是在保险市场的影响力很大。国内、国际的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再保险市场都垂涎三尺。在入世的谈判中，国外再保险公司提出这是垄断，20%如果保持不动，就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要求我们必须要放开。最终我们同意每年减少5%，四年把法定分保全部取消。

　　当时外资再保险公司已经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如慕尼黑再保险、瑞士再保险、通用再保险等，都虎视眈眈地要进来做业务，对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这时国内业务部就面临很大的困境，商业分保做不起来也不行，法定分保每年5%的比例减少。这对我们部门形成另一种压力。因此，公司总经理室研究，要大力开拓商业分保，并且要尽快把业绩做上来，就采取了竞聘上岗战略举措。

　　竞聘上岗对促进业务发展很有帮助。我当时在国内业务部主持工作，也参加了竞聘，最后是张泓总竞聘成功。后来在他的带领下，国内业务部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商业分保的短板慢慢得到补齐。我们的体会是，当业务发展遇到了瓶颈的时候，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办法来解决；改革可以走弯路，甚至失败；但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也总结了自己参加竞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自己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有等、靠、要的想法，思想保守，不敢拼。

保险经纪行业的先行者

　　问：您后来担任华泰经纪的董事长，请您给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吧。

　　刘建英：在竞聘完了以后，我到了国际部，负责过去公司分保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1998年，在中保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保监会，球盟会险公司也于次年成立。原来隶属于中保集团的华泰保险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也划归球盟会险公司。

　　华泰当时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而是依靠人保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与人保分家后，华泰也失去了人保的机构、人员以及人保支持的业务来源。

　　公司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去华泰任职。我看到华泰公司的业务质量好，是代表海外保险公司、保赔协会、劳合社等委托人在国内处理赔款；咨询业务广泛，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而且我对保险代理业务也有一定的了解，就愉快地答应了。

华泰第三届董事会会议

　　我到华泰以后发现，尽管还有些业务，但是分公司的收入完全转交给了人保公司，我们只有总部北京这一块收入，一年300多万人民币的收入。

　　破解困局的第一步是建立遍及全国的服务网络。网络很重要，哪里发生了事故，我们的人要第一时间赶过去，必须有代理、有网络，就得有分公司、有人。如果当地没有机构，临时过去成本会很高。

　　我们设立网络，首先在“广大上青天”这几个港口开设，就是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这5大口岸。因为代理业务发生事故、货物损失、船舶损失都是在港口发生。两年不到的时间，我们在这5大口岸都设立了分公司，后来又拓展到厦门、烟台、济南、成都、南京、江西、内蒙、西安等其他分公司。当各地分支机构铺设完成以后，我们业务每年以200-300%的速度增长，第二年就达到了一千多万，第三年达到两千多万。

华泰上海分公司成立

　　第二步是转型保险经纪公司。1999年到2001年，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当时有三家外资保险经纪公司，他们不仅可以做经纪业务，也可以做咨询业务；而咨询公司不能做经纪业务。华泰当时还是保险咨询服务公司，对我们业务有束缚。所以，我们2001年就申请变更为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业务范围变更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大项目，如核电站的经纪、咨询，地铁经纪业务等。核电及地铁保险经纪我们做得比较多，在国内占有超过了50%的市场份额。2005年，为使华泰经纪治理结构更为科学，业务能更向国际化发展，在原股东单位中再集团和香港中保集团同意下，华泰经纪新引进了两家外资公司，一家为新加坡再保险公司，另一家为澳大利亚皇家保险经纪公司。华泰经纪的员工知道，没有中再集团的领导关怀和兄弟公司的支持，华泰经纪是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发展，我们始终都是中再人。

再保险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

　　问：您对集团发展和新一代中再人有怎样的期待和寄语？

　　刘建英：我和中再、再保险业务很有缘分，我的成长也伴随着中再的发展。我觉得再保险这个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可以大力开创一些适销对路、符合时代发展的产品给被保险人和再保险分出人。

　　当前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变化日新月异，我国经济发展也很快，保险需求也多，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所以，年轻人要进一步加强学习，要利用现代互联网、大数据、移动支付这些新东西，充分地应用到保险产品的开发当中，使我们的保险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推进器、经济健康发展的稳定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努力。